第一卷少年游 第八十五章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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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核心组考察没有从考试开始，而是从一张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纸开始。
早上七点五十分，五十个人按新的座位表进入教室，桌上各放着一个薄薄的文件袋。八点整以后才允许拆开。江遥原以为里面至少会有几道题，抽出来却只看见四页材料：第一页是十二条长度不同的曲线，第二页是几个看上去毫无规律的点阵，第三页记录着同一个系统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过程，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请提出你认为最值得继续研究的两个问题，并任选其一，在现有材料范围内尽量向前推进。”没有总分，没有题型，更没有告诉他们材料来自什么装置。
江遥把四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没有立即动笔。前几天的训练已经让她知道，“没有题目”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发挥，相反，它要求人先承担一件过去由出题者替你完成的工作：决定什么是问题。她先强迫自己做最笨的事情，把能直接观察到的事实一条条记下来。十二条曲线中，有些最后趋于稳定，有些持续起伏；点阵在早期很散，后来有的形成团块；第三页更奇怪，同样的初始条件，只把一个看上去很小的参数改变一点，长期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她没有马上写“临界”“相变”或者其他熟悉的词，只在边上写了一句很普通的话：**为什么一点点差别，后来会变成很大的差别？**
这个问题任何中学生都能听懂，可真正往下做并不简单。一个小球从桌上往左推一点和往右推一点，当然可能掉到不同地方；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系统会把很小的起点差异不断放大，什么样的系统又会把差异慢慢抹平。江遥把几组最相近的数据放在一起比较，发现那些最后走向不同结果的系统，在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几乎看不出区别，像两个人从同一个路口出发，前一百米都并肩走，过了几个转角以后才越来越远。
她的第一反应是寻找那个决定分岔的特殊参数，可算了二十多分钟以后，结果并不干净。有几组数据确实在某个范围附近表现出明显变化，另外几组却没有。她停下来重新看材料，忽然意识到自己仍在默认“有一个旋钮控制一切”，这和以前强行寻找一个统一答案没有本质区别。于是她把问题稍微改了一下，不再问“哪一个参数决定结果”，而是问：**有没有一种办法，在系统还没有真正分开以前，看出它已经越来越容易被小扰动推向不同方向？**
她在第三页上圈出了几段很短的时间窗，比较相近状态受到同样小扰动以后的变化。如果一个系统很“稳”，轻轻碰一下以后还会回到原来的附近；如果它已经变得敏感，同样大小的碰撞便会带来更大的偏离。这个想法并不神秘，像一只碗里的玻璃珠和一个倒扣碗顶上的玻璃珠：两个看起来都可以暂时不动，但前者被轻轻碰一下会滚回来，后者稍微偏一点就会越来越远。江遥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最后珠子滚到哪里，而是能不能在它还没有掉下去以前，就知道脚下已经越来越不稳。
她写到这里时，教室已经只剩下翻纸和笔尖划过草稿纸的声音。斜前方的许观澜已经写满了两页，简宁则把第一张曲线重新编号，显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线。江遥没有去猜别人做到哪里，而是继续追自己的第二个问题。点阵材料里有一个现象一直让她不舒服：有些系统整体比例几乎不变，内部结构却从零散变成大团块；如果只看“有多少黑点”，你会以为什么都没发生。她最终把第二个问题写成：**如果一个系统的总量不变，我们怎样知道内部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两个问题写完以后，她自己先笑了一下。它们看起来不像国家级训练营的“高难题”，甚至有点像小孩子问世界：为什么差一点会差很多？为什么数量没变，事情却已经不一样？可前几天训练留下的最大变化恰恰是，她越来越不相信一个问题必须听起来复杂才足够深。
上午三个小时结束，文件袋被全部收走。没有任何人知道评分标准，也没有立即讲评。中午食堂里大家自然开始互相试探，嘴上说着“我那个应该写偏了”，真正问到细节时却比前几天谨慎许多。第一轮核心组考察毕竟和普通训练不同，结果会影响接下来谁进入更高强度的小组。江遥能感觉到这种变化，却没有觉得谁因此变坏。五十个人同时合作、同时竞争，本来就会产生这种尴尬：你可以真心希望室友做得好，同时也知道最终位置是有限的。
韩思遥端着餐盘坐下以后，先说自己第二个问题大概选错了，然后问江遥写了什么。江遥把两个问题大致说了一遍，韩思遥嚼着菜想了一会儿：“第一个我能懂。就是现在看着差不多，能不能提前知道以后要分家。”
“差不多。”
“第二个呢？”
江遥把两碗汤摆到一起：“假如这两碗里都有一百颗豆子，一碗均匀铺开，一碗全堆在一边，只数豆子数量，两个完全一样。但你不会说它们状态一样。”
韩思遥马上明白：“所以你要量的是怎么堆。”
“对。”
旁边的简宁听见以后插了一句：“你现在越来越喜欢先把题说成人话。”
江遥抬头：“不好吗？”
“挺好。我只是怀疑顾老师把你训练坏了。”
几个人笑了一阵，很快又开始讨论下午的传统理论卷。核心组考察并没有因为上午开放就放弃竞赛基本功，下午仍然是三个半小时、一百六十分的标准理论测试，而且题目明显比前几次更硬。江遥第一题做得稳，第二题却碰上了自己不擅长的复杂构型，简宁擅长的那种熟练技巧在这里有明显优势。她这次没有重犯上一章的错误，没有为了漂亮统一把一条本来能够分段处理的路径重新包装，而是老老实实走最直接的办法，速度仍然不算最快，却至少没有浪费二十分钟。
第三题真正让她停了下来。
题目描述的是一排彼此有弱作用的振子，可以把它想成一排节奏略有不同的摆钟。每只钟自己都有一个偏好的速度，同时又会受到旁边钟的轻微影响。最开始它们各走各的，如果相互影响逐渐加强，有些钟会开始接近，最后甚至可能出现大片同步。题目并没有要求解释“同步为什么出现”，而是给出几个具体条件，让考生计算某个范围里系统会如何变化。
标准做法当然存在，江遥也知道入口。她写了十几分钟以后，却发现题目后半部分真正难的不是计算，而是怎么描述“一群本来各走各的东西开始形成共同节奏”。如果逐个跟踪每只钟，变量太多，五十只钟就是五十个状态；可人看见一群人鼓掌逐渐合拍时，并不需要记住每个人手掌具体在哪个角度，只需要知道整体有多整齐。
她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圆。
把每只钟当前的节奏位置想成圆周上的一个点。所有人各走各的时，那些点散在一整圈，看不出共同方向；越来越同步时，点会逐渐聚到一块。于是“几十只钟到底有多同步”可以压成一个简单得多的量：这些点是散开的，还是抱成一团。
这个变化把后半题突然照亮了。
她没有发明一个新理论，类似的思想在更高层课程里当然早已存在；但江遥此刻并不知道正式名字。她只是从具体情形里自己找到了一种把五十个对象压成一个整体指标的表示。接下来不少原本杂乱的计算变得清楚，她甚至能直接看出为什么相互作用太弱时大家仍然各走各的，而一旦强到某个程度，共同节奏会越来越容易维持。
做到最后一问时，她又遇到了以前最危险的地方。题目问如果所有钟的自然速度分布稍微改变，前面的结论是否仍成立。她本能地想写“结构基本不变”，因为刚才那种整体表示太好用了，可笔停下来以后，她先检查了几个极端情况。如果速度差异非常大，相互作用再强一点也未必能让所有人同步；如果分布有两个明显群体，还可能先形成两拨不同节奏。她最终没有写一个漂亮的“仍成立”，而是写出了成立需要的范围，并指出超出范围以后可能出现其他集体状态。
考试结束以后，江遥比上午更累。不是因为题目数量多，而是她能明显感到自己脑子里同时存在两种要求：一边不断寻找更好的表示，一边又不断质问这个表示凭什么成立。以前前一种声音远大于后一种，现在两者终于开始像真正的对手。
与此同时，原既白正在县城做第一次由程序主动生成的模型测试。
叶老师前几天要求他们把“动态测试”说清楚，不能只写一句根据模型调整。原既白和宋弈讨论了整整两个晚上，最后把目标缩得非常具体：不再由人提前列一长串“可能出问题的变化”，而是让程序自己反复修改图片中人认为不重要的部分，看看什么时候模型会突然改答案。主体尽量不动，先换背景，再轻微改变压缩、亮度、边缘和局部纹理；如果某个方向特别容易让模型摇摆，就继续沿着那个方向试。
宋弈听完设计以后说：“不就是让机器专门找机器麻烦？”
原既白想了想：“差不多。”
这句话比他们报告里任何专业描述都准确。以前的测试像老师自己出十道题，看看学生会不会；现在他们想做的是一个会观察学生薄弱处、然后不断换方式追问的考官。第一次跑起来以后效果却很差，程序很快学会了一种最没价值的办法：把图片改得越来越难看，最后连人都快认不出主体，模型当然会犯错。宋弈看着屏幕上一只被扭曲得像坏掉塑料袋的豆子，笑得趴在桌上：“恭喜，证明了把东西毁掉以后模型认不出来。”
原既白自己也笑了。
问题却很真实。如果只告诉程序“找一个能让模型出错的变化”，它会选择最容易的路，根本不在乎这个变化对人来说有没有意义。这和他们此前机器学习任务里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目标写成什么，系统就会努力去赢什么，而不是自动理解设计者心里真正想要什么。
他们不得不加入第二条约束：变化以后，人仍然应该认为这是同一个对象。可“人仍然认为一样”又没法直接写成一句程序。宋弈建议用图像相似度，原既白试了以后发现仍然会漏掉很多情况；两张像素差别很大的图片，人可能一眼认为是同一颗豆子，只是背景不同，而两张像素很接近的图片，也可能恰好把一个关键结构改掉。
两个人折腾到晚上十点半，没有解决。
第二天叶老师的视频会议里听完，没有帮他们设计指标，只问：“你们现在发现什么？”
宋弈抢着说：“发现‘别把图改坏’比写起来难多了。”
叶老师笑了一下：“这就够你们再做一个星期。”
原既白却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测试系统必须知道“什么变化对于任务来说不重要”，才能判断模型是不是学错了，那么所谓测试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技术问题。你必须先回答：这个任务真正应该依据什么作判断。对豆子来说，也许形状和纹理重要，背景不重要；可换成医学影像、招聘简历或者自动驾驶，什么应该重要、什么不应该重要，就不再那么容易由一个程序员独自决定。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便觉得范围太大，没有继续写进报告，只在自己的纸上记了一句：“谁决定什么算同一个问题？”
下午他还得做英语套卷。
这种切换近来已经成为高三生活的常态。上午可以因为一个机器学习问题想得很远，下午照样会因为阅读理解少写一个条件扣两分。年级第二次冬季模拟考里，原既白总分比上次上升了一些，数学仍然稳定，语文也因为强迫自己把“脑子里已经懂了”的东西完整写出来而有所改善。他没有回到年级第一，而是在前三名之间浮动。秦老师对此几乎没有评价，只看了他的作文一眼，说逻辑很清楚，人物却写得像实验对象。
“什么意思？”原既白问。
“你写这个父亲为什么做决定，把条件列了四条，每条都对。”秦老师把卷子翻回来，“可是人做决定的时候，很少先在脑子里列完四条再行动。他可能先发火，后来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原既白看着自己的作文，觉得这个批评比扣掉的那几分更麻烦。
秦老师继续说：“你以后做什么我不知道，但别把‘解释得通’当成‘人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是两回事。”
这句话跟机器学习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原既白却在晚自习走神时又想了一遍。他一直习惯从更高处找到一个结构，把下面的行动解释清楚；这种能力让很多复杂东西变透明，也会制造一种危险的错觉，好像只要事后能找到合理结构，事情当时就一定按这个结构发生。
人不是程序。
至少不是那么容易被自己看见的程序。
核心组成绩在两天以后公布。
这一次榜单没有只列一个总名次，而分成传统理论、开放问题、实验基础和综合评估四栏。训练中心显然不想让所有人把四种不同能力重新压成一个简单数字，可最后仍然需要分组，所以最右边给出了进入下一阶段核心组的名单：十五人。
江遥先看理论。
第八。
比上一次阶段复测的第十一又往前了一点，却并没有让她意外。那道同步问题给分很高，而第二题丢掉的分数也和自己估计得差不多。实验基础仍然在十四上下，几乎没有变化。她扫过这个数字时甚至没有停留太久，这种稳定现在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实验不再是她必须拼命修补的洞，却也不是她真正开始领先别人的地方。
开放问题一栏，她是第三。
综合名单里，她排在第七，进入十五人核心组。
韩思遥没有进去。
江遥最先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第七，而是榜单上缺了韩思遥的名字。她沿着其他栏往回找，韩思遥的实验和传统理论都在二十多名，开放问题靠前一些，但没有足够把总评拉进十五。简宁进了，许观澜进了，陆徊也进了。沈策排在边缘，同样进入。榜前的人群不像之前那样热闹，有人拍照，有人默默离开，也有人站了很久。
江遥回宿舍时，韩思遥正在收桌上的资料。
不是收行李。没进核心组并不意味着立刻离开训练营，后面仍然有课程和下一轮机会，只是训练内容会开始分层。可她把几份核心组用不到的材料叠起来时，动作明显比平时慢。
江遥站在门口，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别安慰我。”韩思遥先开口，“尤其别说还有机会。”
江遥把刚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她拉开自己的椅子坐下：“好。”
韩思遥整理了一阵，忽然说：“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难过。”
江遥等着。
“我第一反应是，凭什么沈策进了我没进。”她说完自己笑了一下，那笑并不好看，“然后才觉得自己挺讨厌。”
“这有什么讨厌的？”
“他平时还给我讲题。”
江遥想起自己全国决选进训练营时，看着只差几名没进的人曾经产生过那种难以庆祝的感觉。现在位置反过来了，她是名单上的人，韩思遥在名单外面。她很想说竞争和友情可以同时存在，很想解释嫉妒不等于恶意，可话到了嘴边，忽然觉得这些道理都太完整。
于是她只问：“你现在还觉得凭什么吗？”
韩思遥停了一会儿：“看分项以后，不太觉得了。”
“那就行。”
“你不应该说点好听的吗？”
“你刚才说不许安慰。”
韩思遥拿一团废纸扔她。
江遥躲开，两个人都笑了一下，气氛却没有因此完全恢复。那天晚上她们仍然一起去食堂，回来的路上韩思遥走得比平时快一点。训练营不是青春小说里所有强者惺惺相惜的地方，名额真的存在，失望也真的存在。江遥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珍惜室友，就把第十五个位置再向后挪一个。
核心组第一堂课安排在次日下午。
十五个人坐进一间比原教室小得多的房间，桌椅仍然普通，黑板也没有变化。顾老师进来后没有祝贺他们，只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
**智能。**
有人明显愣了一下。
训练营到现在仍然是物理竞赛体系，数学、计算模型都可以理解，突然出现这个词就显得有点越界。顾老师没有问“什么是人工智能”，也没有展示任何计算机系统，而是在下面又写了一句话：
**一只蚂蚁很简单，一群蚂蚁为什么能找到食物？**
教室里很安静。
“假设每只蚂蚁都不认识地图，不知道巢穴全局长什么样，也没有一只蚂蚁负责指挥所有同伴。”顾老师说，“它们只会走、闻附近的气味、留下一点痕迹，再根据很局部的信息改变下一步方向。问题是，为什么最后看起来像整个群体‘知道’哪条路比较好？”
这一次连江遥都没有马上写东西。
问题简单得近乎幼稚。幼儿园孩子都见过蚂蚁排队，可一旦接受每只蚂蚁都没有全局地图，真正奇怪的事情便出现了：那个看起来属于“整群蚂蚁”的判断，到底存在在哪里？
黑板上没有公式。
顾老师继续说：“今天不要急着回答。我只希望你们先区分两件事。第一，每个个体会什么；第二，整体表现出了什么。两者之间，不一定有一个小人躲在里面负责翻译。”
江遥看着“智能”两个字，第一次没有把它理解成电脑。
她想到黑白格子里会移动的结构，想到那一排最后逐渐同步的摆钟，想到纸袋里从零散黑点长出的团块，也想到原既白正在研究的那个模型——它没有人教过“偷偷看压缩痕迹”，却会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利用那些东西。
这些当然不是同一个问题。
可它们似乎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太舒服、又极具吸引力的缝隙：底下每一步都可以很简单，为什么到了上面，会出现一个没有被任何单独一步直接写进去的东西？
顾老师开始发材料。
江遥低头接过自己的那份，没有看到自己未来会去做人工智能，也没有突然获得什么人生方向。她此刻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她翻开第一页，拿起笔，又停了一下。
这一次，她先没有写答案。
她在纸顶上写了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谁知道全局，‘知道’这件事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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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五十分，五十个人按新的座位表进入教室，桌上各放着一个薄薄的文件袋。八点整以后才允许拆开。江遥原以为里面至少会有几道题，抽出来却只看见四页材料：第一页是十二条长度不同的曲线，第二页是几个看上去毫无规律的点阵，第三页记录着同一个系统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过程，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请提出你认为最值得继续研究的两个问题，并任选其一，在现有材料范围内尽量向前推进。”没有总分，没有题型，更没有告诉他们材料来自什么装置。
江遥把四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没有立即动笔。前几天的训练已经让她知道，“没有题目”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发挥，相反，它要求人先承担一件过去由出题者替你完成的工作：决定什么是问题。她先强迫自己做最笨的事情，把能直接观察到的事实一条条记下来。十二条曲线中，有些最后趋于稳定，有些持续起伏；点阵在早期很散，后来有的形成团块；第三页更奇怪，同样的初始条件，只把一个看上去很小的参数改变一点，长期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她没有马上写“临界”“相变”或者其他熟悉的词，只在边上写了一句很普通的话：**为什么一点点差别，后来会变成很大的差别？**
这个问题任何中学生都能听懂，可真正往下做并不简单。一个小球从桌上往左推一点和往右推一点，当然可能掉到不同地方；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系统会把很小的起点差异不断放大，什么样的系统又会把差异慢慢抹平。江遥把几组最相近的数据放在一起比较，发现那些最后走向不同结果的系统，在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几乎看不出区别，像两个人从同一个路口出发，前一百米都并肩走，过了几个转角以后才越来越远。
她的第一反应是寻找那个决定分岔的特殊参数，可算了二十多分钟以后，结果并不干净。有几组数据确实在某个范围附近表现出明显变化，另外几组却没有。她停下来重新看材料，忽然意识到自己仍在默认“有一个旋钮控制一切”，这和以前强行寻找一个统一答案没有本质区别。于是她把问题稍微改了一下，不再问“哪一个参数决定结果”，而是问：**有没有一种办法，在系统还没有真正分开以前，看出它已经越来越容易被小扰动推向不同方向？**
她在第三页上圈出了几段很短的时间窗，比较相近状态受到同样小扰动以后的变化。如果一个系统很“稳”，轻轻碰一下以后还会回到原来的附近；如果它已经变得敏感，同样大小的碰撞便会带来更大的偏离。这个想法并不神秘，像一只碗里的玻璃珠和一个倒扣碗顶上的玻璃珠：两个看起来都可以暂时不动，但前者被轻轻碰一下会滚回来，后者稍微偏一点就会越来越远。江遥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最后珠子滚到哪里，而是能不能在它还没有掉下去以前，就知道脚下已经越来越不稳。
她写到这里时，教室已经只剩下翻纸和笔尖划过草稿纸的声音。斜前方的许观澜已经写满了两页，简宁则把第一张曲线重新编号，显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线。江遥没有去猜别人做到哪里，而是继续追自己的第二个问题。点阵材料里有一个现象一直让她不舒服：有些系统整体比例几乎不变，内部结构却从零散变成大团块；如果只看“有多少黑点”，你会以为什么都没发生。她最终把第二个问题写成：**如果一个系统的总量不变，我们怎样知道内部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两个问题写完以后，她自己先笑了一下。它们看起来不像国家级训练营的“高难题”，甚至有点像小孩子问世界：为什么差一点会差很多？为什么数量没变，事情却已经不一样？可前几天训练留下的最大变化恰恰是，她越来越不相信一个问题必须听起来复杂才足够深。
上午三个小时结束，文件袋被全部收走。没有任何人知道评分标准，也没有立即讲评。中午食堂里大家自然开始互相试探，嘴上说着“我那个应该写偏了”，真正问到细节时却比前几天谨慎许多。第一轮核心组考察毕竟和普通训练不同，结果会影响接下来谁进入更高强度的小组。江遥能感觉到这种变化，却没有觉得谁因此变坏。五十个人同时合作、同时竞争，本来就会产生这种尴尬：你可以真心希望室友做得好，同时也知道最终位置是有限的。
韩思遥端着餐盘坐下以后，先说自己第二个问题大概选错了，然后问江遥写了什么。江遥把两个问题大致说了一遍，韩思遥嚼着菜想了一会儿：“第一个我能懂。就是现在看着差不多，能不能提前知道以后要分家。”
“差不多。”
“第二个呢？”
江遥把两碗汤摆到一起：“假如这两碗里都有一百颗豆子，一碗均匀铺开，一碗全堆在一边，只数豆子数量，两个完全一样。但你不会说它们状态一样。”
韩思遥马上明白：“所以你要量的是怎么堆。”
“对。”
旁边的简宁听见以后插了一句：“你现在越来越喜欢先把题说成人话。”
江遥抬头：“不好吗？”
“挺好。我只是怀疑顾老师把你训练坏了。”
几个人笑了一阵，很快又开始讨论下午的传统理论卷。核心组考察并没有因为上午开放就放弃竞赛基本功，下午仍然是三个半小时、一百六十分的标准理论测试，而且题目明显比前几次更硬。江遥第一题做得稳，第二题却碰上了自己不擅长的复杂构型，简宁擅长的那种熟练技巧在这里有明显优势。她这次没有重犯上一章的错误，没有为了漂亮统一把一条本来能够分段处理的路径重新包装，而是老老实实走最直接的办法，速度仍然不算最快，却至少没有浪费二十分钟。
第三题真正让她停了下来。
题目描述的是一排彼此有弱作用的振子，可以把它想成一排节奏略有不同的摆钟。每只钟自己都有一个偏好的速度，同时又会受到旁边钟的轻微影响。最开始它们各走各的，如果相互影响逐渐加强，有些钟会开始接近，最后甚至可能出现大片同步。题目并没有要求解释“同步为什么出现”，而是给出几个具体条件，让考生计算某个范围里系统会如何变化。
标准做法当然存在，江遥也知道入口。她写了十几分钟以后，却发现题目后半部分真正难的不是计算，而是怎么描述“一群本来各走各的东西开始形成共同节奏”。如果逐个跟踪每只钟，变量太多，五十只钟就是五十个状态；可人看见一群人鼓掌逐渐合拍时，并不需要记住每个人手掌具体在哪个角度，只需要知道整体有多整齐。
她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圆。
把每只钟当前的节奏位置想成圆周上的一个点。所有人各走各的时，那些点散在一整圈，看不出共同方向；越来越同步时，点会逐渐聚到一块。于是“几十只钟到底有多同步”可以压成一个简单得多的量：这些点是散开的，还是抱成一团。
这个变化把后半题突然照亮了。
她没有发明一个新理论，类似的思想在更高层课程里当然早已存在；但江遥此刻并不知道正式名字。她只是从具体情形里自己找到了一种把五十个对象压成一个整体指标的表示。接下来不少原本杂乱的计算变得清楚，她甚至能直接看出为什么相互作用太弱时大家仍然各走各的，而一旦强到某个程度，共同节奏会越来越容易维持。
做到最后一问时，她又遇到了以前最危险的地方。题目问如果所有钟的自然速度分布稍微改变，前面的结论是否仍成立。她本能地想写“结构基本不变”，因为刚才那种整体表示太好用了，可笔停下来以后，她先检查了几个极端情况。如果速度差异非常大，相互作用再强一点也未必能让所有人同步；如果分布有两个明显群体，还可能先形成两拨不同节奏。她最终没有写一个漂亮的“仍成立”，而是写出了成立需要的范围，并指出超出范围以后可能出现其他集体状态。
考试结束以后，江遥比上午更累。不是因为题目数量多，而是她能明显感到自己脑子里同时存在两种要求：一边不断寻找更好的表示，一边又不断质问这个表示凭什么成立。以前前一种声音远大于后一种，现在两者终于开始像真正的对手。
与此同时，原既白正在县城做第一次由程序主动生成的模型测试。
叶老师前几天要求他们把“动态测试”说清楚，不能只写一句根据模型调整。原既白和宋弈讨论了整整两个晚上，最后把目标缩得非常具体：不再由人提前列一长串“可能出问题的变化”，而是让程序自己反复修改图片中人认为不重要的部分，看看什么时候模型会突然改答案。主体尽量不动，先换背景，再轻微改变压缩、亮度、边缘和局部纹理；如果某个方向特别容易让模型摇摆，就继续沿着那个方向试。
宋弈听完设计以后说：“不就是让机器专门找机器麻烦？”
原既白想了想：“差不多。”
这句话比他们报告里任何专业描述都准确。以前的测试像老师自己出十道题，看看学生会不会；现在他们想做的是一个会观察学生薄弱处、然后不断换方式追问的考官。第一次跑起来以后效果却很差，程序很快学会了一种最没价值的办法：把图片改得越来越难看，最后连人都快认不出主体，模型当然会犯错。宋弈看着屏幕上一只被扭曲得像坏掉塑料袋的豆子，笑得趴在桌上：“恭喜，证明了把东西毁掉以后模型认不出来。”
原既白自己也笑了。
问题却很真实。如果只告诉程序“找一个能让模型出错的变化”，它会选择最容易的路，根本不在乎这个变化对人来说有没有意义。这和他们此前机器学习任务里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目标写成什么，系统就会努力去赢什么，而不是自动理解设计者心里真正想要什么。
他们不得不加入第二条约束：变化以后，人仍然应该认为这是同一个对象。可“人仍然认为一样”又没法直接写成一句程序。宋弈建议用图像相似度，原既白试了以后发现仍然会漏掉很多情况；两张像素差别很大的图片，人可能一眼认为是同一颗豆子，只是背景不同，而两张像素很接近的图片，也可能恰好把一个关键结构改掉。
两个人折腾到晚上十点半，没有解决。
第二天叶老师的视频会议里听完，没有帮他们设计指标，只问：“你们现在发现什么？”
宋弈抢着说：“发现‘别把图改坏’比写起来难多了。”
叶老师笑了一下：“这就够你们再做一个星期。”
原既白却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测试系统必须知道“什么变化对于任务来说不重要”，才能判断模型是不是学错了，那么所谓测试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技术问题。你必须先回答：这个任务真正应该依据什么作判断。对豆子来说，也许形状和纹理重要，背景不重要；可换成医学影像、招聘简历或者自动驾驶，什么应该重要、什么不应该重要，就不再那么容易由一个程序员独自决定。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便觉得范围太大，没有继续写进报告，只在自己的纸上记了一句：“谁决定什么算同一个问题？”
下午他还得做英语套卷。
这种切换近来已经成为高三生活的常态。上午可以因为一个机器学习问题想得很远，下午照样会因为阅读理解少写一个条件扣两分。年级第二次冬季模拟考里，原既白总分比上次上升了一些，数学仍然稳定，语文也因为强迫自己把“脑子里已经懂了”的东西完整写出来而有所改善。他没有回到年级第一，而是在前三名之间浮动。秦老师对此几乎没有评价，只看了他的作文一眼，说逻辑很清楚，人物却写得像实验对象。
“什么意思？”原既白问。
“你写这个父亲为什么做决定，把条件列了四条，每条都对。”秦老师把卷子翻回来，“可是人做决定的时候，很少先在脑子里列完四条再行动。他可能先发火，后来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原既白看着自己的作文，觉得这个批评比扣掉的那几分更麻烦。
秦老师继续说：“你以后做什么我不知道，但别把‘解释得通’当成‘人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是两回事。”
这句话跟机器学习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原既白却在晚自习走神时又想了一遍。他一直习惯从更高处找到一个结构，把下面的行动解释清楚；这种能力让很多复杂东西变透明，也会制造一种危险的错觉，好像只要事后能找到合理结构，事情当时就一定按这个结构发生。
人不是程序。
至少不是那么容易被自己看见的程序。
核心组成绩在两天以后公布。
这一次榜单没有只列一个总名次，而分成传统理论、开放问题、实验基础和综合评估四栏。训练中心显然不想让所有人把四种不同能力重新压成一个简单数字，可最后仍然需要分组，所以最右边给出了进入下一阶段核心组的名单：十五人。
江遥先看理论。
第八。
比上一次阶段复测的第十一又往前了一点，却并没有让她意外。那道同步问题给分很高，而第二题丢掉的分数也和自己估计得差不多。实验基础仍然在十四上下，几乎没有变化。她扫过这个数字时甚至没有停留太久，这种稳定现在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实验不再是她必须拼命修补的洞，却也不是她真正开始领先别人的地方。
开放问题一栏，她是第三。
综合名单里，她排在第七，进入十五人核心组。
韩思遥没有进去。
江遥最先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第七，而是榜单上缺了韩思遥的名字。她沿着其他栏往回找，韩思遥的实验和传统理论都在二十多名，开放问题靠前一些，但没有足够把总评拉进十五。简宁进了，许观澜进了，陆徊也进了。沈策排在边缘，同样进入。榜前的人群不像之前那样热闹，有人拍照，有人默默离开，也有人站了很久。
江遥回宿舍时，韩思遥正在收桌上的资料。
不是收行李。没进核心组并不意味着立刻离开训练营，后面仍然有课程和下一轮机会，只是训练内容会开始分层。可她把几份核心组用不到的材料叠起来时，动作明显比平时慢。
江遥站在门口，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别安慰我。”韩思遥先开口，“尤其别说还有机会。”
江遥把刚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她拉开自己的椅子坐下：“好。”
韩思遥整理了一阵，忽然说：“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难过。”
江遥等着。
“我第一反应是，凭什么沈策进了我没进。”她说完自己笑了一下，那笑并不好看，“然后才觉得自己挺讨厌。”
“这有什么讨厌的？”
“他平时还给我讲题。”
江遥想起自己全国决选进训练营时，看着只差几名没进的人曾经产生过那种难以庆祝的感觉。现在位置反过来了，她是名单上的人，韩思遥在名单外面。她很想说竞争和友情可以同时存在，很想解释嫉妒不等于恶意，可话到了嘴边，忽然觉得这些道理都太完整。
于是她只问：“你现在还觉得凭什么吗？”
韩思遥停了一会儿：“看分项以后，不太觉得了。”
“那就行。”
“你不应该说点好听的吗？”
“你刚才说不许安慰。”
韩思遥拿一团废纸扔她。
江遥躲开，两个人都笑了一下，气氛却没有因此完全恢复。那天晚上她们仍然一起去食堂，回来的路上韩思遥走得比平时快一点。训练营不是青春小说里所有强者惺惺相惜的地方，名额真的存在，失望也真的存在。江遥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珍惜室友，就把第十五个位置再向后挪一个。
核心组第一堂课安排在次日下午。
十五个人坐进一间比原教室小得多的房间，桌椅仍然普通，黑板也没有变化。顾老师进来后没有祝贺他们，只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
**智能。**
有人明显愣了一下。
训练营到现在仍然是物理竞赛体系，数学、计算模型都可以理解，突然出现这个词就显得有点越界。顾老师没有问“什么是人工智能”，也没有展示任何计算机系统，而是在下面又写了一句话：
**一只蚂蚁很简单，一群蚂蚁为什么能找到食物？**
教室里很安静。
“假设每只蚂蚁都不认识地图，不知道巢穴全局长什么样，也没有一只蚂蚁负责指挥所有同伴。”顾老师说，“它们只会走、闻附近的气味、留下一点痕迹，再根据很局部的信息改变下一步方向。问题是，为什么最后看起来像整个群体‘知道’哪条路比较好？”
这一次连江遥都没有马上写东西。
问题简单得近乎幼稚。幼儿园孩子都见过蚂蚁排队，可一旦接受每只蚂蚁都没有全局地图，真正奇怪的事情便出现了：那个看起来属于“整群蚂蚁”的判断，到底存在在哪里？
黑板上没有公式。
顾老师继续说：“今天不要急着回答。我只希望你们先区分两件事。第一，每个个体会什么；第二，整体表现出了什么。两者之间，不一定有一个小人躲在里面负责翻译。”
江遥看着“智能”两个字，第一次没有把它理解成电脑。
她想到黑白格子里会移动的结构，想到那一排最后逐渐同步的摆钟，想到纸袋里从零散黑点长出的团块，也想到原既白正在研究的那个模型——它没有人教过“偷偷看压缩痕迹”，却会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利用那些东西。
这些当然不是同一个问题。
可它们似乎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太舒服、又极具吸引力的缝隙：底下每一步都可以很简单，为什么到了上面，会出现一个没有被任何单独一步直接写进去的东西？
顾老师开始发材料。
江遥低头接过自己的那份，没有看到自己未来会去做人工智能，也没有突然获得什么人生方向。她此刻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她翻开第一页，拿起笔，又停了一下。
这一次，她先没有写答案。
她在纸顶上写了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谁知道全局，‘知道’这件事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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