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少年游 第九十八章连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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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八天真正开始以后，训练中心反而取消了早操。
通知贴出来的那天晚上，十个人都觉得这是件好事。第二天六点半，江遥却还是在原来的时间醒了。宿舍没有开灯，窗帘缝里只有一点冬天发青的晨光，韩思遥睡在对面，呼吸很轻，简宁上铺偶尔翻一次身。她躺了几分钟，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继续睡的意思，只好披上外套去洗脸。走廊比平时安静，原本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操场，今天只有饮水机加热时发出低低的嗡声。镜子里的人眼睛有一点肿，头发刚用那根深绿色发圈扎起来，脸看上去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
她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过去几个月，一道门一道门走到这里，她无数次设想真正最后选国家队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仿佛空气应该更冷一些，走廊应该更亮一些，甚至人的心跳都该和普通日子不同。真正到了第一天，最先困扰她的却是早餐到底吃两个鸡蛋还是一个。她最后只吃了一个，又拿了半碗面，怕四个半小时以后饿；韩思遥比平时吃得少，嘴上说是不饿，第三次把勺子放下时，江遥把自己没动的半个包子推过去。韩思遥看了她一眼，没有拒绝，慢慢把它吃完。
八点十五分，第一场理论正式开始。
考场仍然是那间旧教室。十张桌子比平时拉得更开，桌面只允许留下笔、尺和透明水瓶。梁老师没有监考，进来的两位老师江遥都认识，却很少给他们上课。卷子反扣在桌上，封面印着日期、姓名和一行很小的说明：本轮理论共三题，总分一百，时间四小时三十分钟。
江遥在铃响以后才翻开。
第一题看起来最熟，是一个复杂但标准的力学系统，几个物体通过约束互相作用，真正难的是条件分段；第二题很短，涉及热过程和一个会缓慢变化的参数；第三题最长，讲一个有限系统里信号怎样从局部向外传播，前两问可以直接算，最后一问却突然要求判断系统尺寸越来越大时，某种整体响应会不会出现根本变化。
她没有先碰第三题。
最近几次失误已经把她训练出一种新的节奏：越是第一眼觉得“有意思”，越不要先上去。她从第一题开始，用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几乎没有抬头。中间最繁琐的一段，她本来隐约看出可以用更统一的办法处理，但那条路并不会节省太多时间，她只在草稿边上做了一个记号，还是把三个条件分别算完。第二题则比预想麻烦，最后一步需要判断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量到底能不能忽略。江遥一度想直接按经验删掉，手已经落到纸上，又停下来重新估了一遍数量级。这个动作多花了六分钟，却避免了一个会把最后答案方向改掉的错误。
做到第三题时，已经过去快三个小时。
窗外阳光很好，冬天很少见的那种亮光从窗帘边缘漏进来，在桌脚附近留下一小块白。江遥读第三问读了两遍，没有立刻写。题目给的是有限长度下的传播，公式本身并不新鲜；真正的问题是，当系统越来越长时，局部发生的改变是否仍然只能影响附近，还是会以某种方式形成对整个系统都可见的响应。
她没有想“这是不是又一个整体问题”。
只是先问：如果把长度翻倍，会发生什么？
最慢的传播需要更久，边界也离得更远。如果所有影响都只能以有限速度传递，那么在固定时间里，再长的系统中间会出现越来越大一块“还不知道边界发生了什么”的区域。这种直觉很容易说，却不能直接成为答案。她画了几条传播路径，又把时间和长度分别放在横纵轴上，慢慢发现题目真正隐藏的不是“会不会全局响应”，而是两个极限的先后：先让时间变得很长，再让系统变大，和先把系统想象得无限大，再等待有限时间，不一定得到同一件事。
这个差别让她坐直了一点。
过去她会很容易把这种发现当成某个宏大结构的入口，今天却先检查它到底是不是题目需要。前两问已经给出有限系统会最终达到统一响应；最后一问如果问无限尺寸下是否仍成立，就恰好需要说明：对任何有限长度，只要时间足够长，边界影响可以传遍；但如果先取无限系统，在任何有限时间内，远处都还没有收到消息。因此“最终全局一致”这句话，本身依赖你怎么理解“最终”和“无限”。
江遥写到这里，第一次产生一种非常熟悉却又与以前不同的兴奋。
它不来自突然想到一个新模型，而来自发现题目里两个看似普通的词——“无限”和“最终”——其实不能随便交换。
剩下四十分钟，她把这个判断转成最基本的数学说明，最后一问没有完全推到最漂亮的形式，却把边界说清楚了。铃响前七分钟，她回头检查第二题，发现自己把一个单位写错，改完之后便没有再动。
交卷那一刻，教室里没有人马上站起来。
十个人像同时从很深的水里浮上来一样，先坐着缓了一会儿。方启揉了揉眼睛，许观澜把手指一根根掰开，陆徊低头看着已经空掉的水瓶。韩思遥就在江遥后两排，脸上看不出好坏，只是在收笔的时候，一支笔从桌边滚到地上，她弯腰去捡，差点撞到桌角。
江遥走出去以后，没有立即和任何人对答案。
到了这个阶段，对答案的意义越来越小。错了也不能改，对了也不代表下一场。十个人沿着走廊往食堂走，最开始没人说话，直到简宁忽然抱怨自己第三题最后一问写得像“给未来的自己留遗书”，气氛才松了一点。她说自己知道两个极限可能有问题，却怎么都写不清楚；江遥听见，没有马上讲自己的做法，只说自己也卡在那里很久。简宁看了她一眼，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拆顺序了”，江遥点头，两个人便都没再往下说。
真正的成绩下午六点才出来。
江遥没有拿第一。
方启九十一分，第一。
许观澜八十八，第二。
江遥八十六，第三。
第四和第五只差一分，简宁第六，陆徊第七，韩思遥第九。
梁老师讲评时没有把任何一张卷子当作范本，只在第三题最后一问停得久一些。他把“先让时间无限长”和“先让系统无限大”写在黑板两边，问所有人看上去是不是一回事。教室里没人回答。梁老师便说，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不是不会算，而是你在一句话里偷偷交换了两个过程，却没有意识到。江遥听到这里，知道自己的判断至少没有走偏。
讲评快结束时，老师公布了第一场理论的标准化成绩和累计权重，却没有给出“国家队临时排名”。十个人只能看到自己这一场站在哪里。这个安排显然是故意的——如果每场之后都给一个总名次，所有人很快会开始围着线计算，而不是继续做后面的考试。
江遥对此反而松了口气。
第三当然很好。
却没有好到让她产生“已经进去”的错觉。
晚饭时，她比早上吃得多。韩思遥这一场第九，胃口却没有明显变差，反而主动拿了一大碗饭。她已经知道自己在标准理论上不会突然追到前三，真正要做的是别在其他场次被拉开。两个人坐在一起吃，几乎没有讨论上午那张卷子。韩思遥吃到一半才说，第三题她最后根本没想到极限顺序，只写了“系统越大统一时间越长”，估计只能拿部分分。江遥没有替她分析，只告诉她这一句至少方向不是全错。韩思遥点了点头，继续吃饭。
这一晚，十人宿舍区安静得很早。
因为第二天上午是实验。
---
江遥对实验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复杂情绪了。
第一次省选时，它是她最明显的短板；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见到实验台会本能地紧一下，总觉得任何一根没夹稳的导线、任何一次没有重复的读数，都可能把自己从名单里拖出去。现在这种感觉基本消失。她不会爱上实验，也不会像陆徊那样对把一套装置调整到极限稳定产生近乎审美的满足，却已经能把它当成一种普通工作：先确认装置，先做最粗的测量，再看哪里值得加密，不喜欢的数据不能因为难看就丢。
第二场实验恰好很适合陆徊。
桌面上是一套机械—电学联合装置，需要通过一个很小的运动引起电信号变化，再利用信号反推系统参数。仪器不算陌生，真正麻烦的是装置存在轻微摩擦，传感器也会慢慢漂。如果把所有读数直接塞进一条理想曲线，最后当然能拟合出一个漂亮结果，可那条漂亮曲线会掩盖两类完全不同的误差。
江遥做到半程时，已经看见陆徊远处的手几乎没有停。
她没有看第二次。
过去如果知道强者明显比自己快，她会有一点被追赶的焦躁；现在反而很清楚，这场就是陆徊该发力的地方。自己真正要做的不是在他的强项里证明能赢，而是别让这场成为漏洞。
她把第一组数据全部重测一遍，确认传感器漂移确实存在，然后用前后两次零点读数估算漂移范围。摩擦则没有强行塞进同一个修正参数，而是通过正反两个方向的运动分别测量，看差异是否稳定。这样做不够华丽，却让后面的结果变得可信。最后十几分钟，她发现一组数据在正向运动时明显偏离，第一反应还是设备问题，却没有删，只在旁边标注“未解释”。交卷前又回头看一次，仍然找不到原因，便原样留下。
成绩下午公布时，陆徊第一。
这一次甚至没人意外。
江遥第六。
许观澜第三，方启第四，韩思遥第八。
如果只看名次，第六并不漂亮。可江遥看完以后没有失望，反而第一时间去看评语。老师在“数据可信性”一栏给了很高分，扣分主要来自参数估计精度不够以及最后一组异常没有进一步定位。她盯着那条异常记录看了一会儿，忽然有一种过去的自己应该会很难理解的满足：它留在那里，哪怕因此少了分。
梁老师讲评这一场时没有特别说她，只用了另一个选手的错误举例：为了让结果更接近理论值，把两个“看起来明显不对”的点直接删掉，反而失去发现装置摩擦变化的机会。江遥听着，突然想起两年前杜老师逼她每一次删数据都要写理由，那时候她烦得要命，觉得有些事情明明一眼就看得出来，为什么非要重复。如今走到国家队最后十人，她第一次真正理解，那些当年最不像“天赋”的训练，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保护了她。
这一场结束以后，教练组第一次贴出前两场的综合位置。
不是完整总分，只给区间。
前五区、六至八区、九至十区。
江遥在前五区。
方启、许观澜、陆徊也在。
另外一个名字是赵既明——此前一直不算最显眼，却两场都非常稳。简宁落在六至八区，韩思遥也在那里；最后两个人暂时在九至十区。
五个位置。
五个人暂时站在里面。
公告栏前没有人出声。
江遥看见自己的名字和方启、许观澜、陆徊、赵既明并排时，心脏还是明显快了一下。虽然只是两场以后，虽然教练组特意用“区间”而不是名次，虽然还有四场以上正式考核，那个画面仍然具有一种她无法完全抗拒的力量。
前五区。
她第一次不是在一张额外题目的五人名单里，而是在正式选拔成绩里进入了五人范围。
身旁有人慢慢吐了一口气。
江遥侧头，发现是陆徊。
他实验第一，理论第七，综合也在前五。他看完以后并没有笑，只把外套拉链往上拉了一点。江遥忽然意识到，自己和陆徊从省里一路来到这里，到了最后十人，竟然真的同时站在最前面的那一栏。
陆徊也看了她一眼。
这一次两个人都没有提“同省”。
以前省队的时候，他们之间很容易被外界理解成一个很直接的竞争：谁理论更强，谁实验更稳，谁综合排名更高。现在走到全国最后阶段，那个比较反而变得有些小。他们不是在争一个省里的位置，国家队也没有任何“一省一个”的限制。真正的问题只是五个人里有没有他们。
陆徊先开口，语气很平：“两场。”
江遥知道他的意思。
才两场。
“嗯。”
两个人便都离开了公告栏。
不是克制得不敢高兴。
只是都知道，现在还不到。
---
晚饭以后，韩思遥没有回宿舍。
江遥找到她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训练楼一层最靠里的楼梯上。那里暖气不太足，平时很少有人停，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韩思遥手里捏着一瓶没有打开的酸奶，文件夹放在膝盖上，脸上没有哭过的痕迹，只是比平时安静。
她目前在六至八区。
仍然有机会。
也已经很危险。
江遥没有坐到她旁边，先靠着栏杆站了一会儿。她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太需要猜“应该说什么”。很多时候，对方并不是在等待一句能让事情变好的话。
韩思遥最后先开口，说自己下午看到区间时，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我还能追”，而是想算剩下几场里前五的人要掉多少自己才有机会。这个念头让她很不舒服，因为那些人都是自己每天一起吃饭的人。她当然希望自己进去，可如果进去意味着必须有人掉出来，那么越接近最后阶段，竞争就越来越不像一个抽象排名。
“以前五十个人，我根本不会想第四十八是谁。”她低头看着那瓶酸奶，“现在十个人，我全认识。”
江遥在她旁边坐下。
这种感觉她也有。国家队只有五个人，这个事实以前很爽利——五十进五，十进五，概率、名次、门槛。真正坐在十个人中间以后，五这个数字开始有脸。方启有，许观澜有，陆徊有，简宁有，韩思遥也有。以后名单出来，任何一个不在上面的人，都不再只是榜单下一行。
她没有因此说“那就别想别人”。
竞争当然存在。
假装不存在反而虚伪。
“我也想进去。”江遥说。
韩思遥看她。
“我知道。”
“所以如果最后你没进、我进，我应该还是会很高兴。”
韩思遥怔了一下，随后笑了。
“你安慰人是真不行。”
“不是安慰。”
“我知道。”
她把酸奶打开，喝了一口，皱眉说太凉。过了一会儿才继续：“其实这样好一点。你要是跟我说‘不管结果我们都一样’，我反而想打你。”
江遥也笑。
两个人在楼梯上坐了很久，没有再讨论怎样追分。临走以前，韩思遥把喝空的酸奶瓶投进垃圾桶，第一次没有看投没投中，转身便往宿舍走。
瓶子撞在桶边，掉到了外面。
江遥停下来捡起，扔进去。
韩思遥已经走出几米，回头看见，骂她：“强迫症。”
“没扔进去。”
“明天再扔也不会影响国家队。”
“那你刚才为什么扔？”
韩思遥没答，笑着继续走。
这一晚两个人都睡得比前一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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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既白是在周六下午知道“前五区”的。
江遥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
她上午训练，下午讲评，晚上和韩思遥在楼梯上坐了一阵，回宿舍以后才想起手机里还有几条未读。原既白发的是一张操场照片。天气很好，学校组织高三学生集体跑步，照片里只有跑道和一大片冬天发白的草坪。他没有写什么，像是单纯想证明自己这一天除了做卷子，也出去过。
江遥看了一会儿，回了一张公告栏。
照片只截到自己的名字和“前五区”三个字。
原既白那边没有立刻回。
那时他正坐在父亲车里。
周末学校提前半天放学，父亲接他去六桌吃饭。奶奶也来了，比上次精神好，正坐在最里面的一桌剥毛豆。陈野今天不在，说和周宁去了书店。厨房里比平时忙，陈叔一边切菜一边喊外面谁把空盘收进去。原既白刚进门便被母亲塞了两个橘子，让他先垫一点。
手机震动时，他正在剥第二个橘子。
他看到“前五区”以后，手停了很久。
父亲在旁边问：“怎么了？”
“江遥选拔，前两场在前五。”
父亲显然已经知道最后国家队是五个人，马上问：“那是不是进了？”
原既白摇头：“才两场，还有很多场。”
奶奶没听清，从对面抬头：“谁进了？”
母亲大声说：“江遥，比赛。”
奶奶听见名字就笑：“她不是早就考上了吗？”
这次没人纠正得特别认真。
原既白把手机收起来，忽然觉得这样的场景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真实感。江遥正在全国最后十个人里争五个位置，他这里却有人在厨房喊“二号桌加一碗饭”，奶奶还在分不清保送、大学和国家队。两件事同时发生，并没有谁为谁停下来。
晚饭快结束时，他才给江遥回：
“看见了。”
江遥问：“什么感觉？”
这次原既白没有绕。
“非常高兴。”
停了一会儿，又发：
“也更难受一点。”
江遥似乎已经知道这种“难受”是什么，没有问是不是嫉妒，也没有马上安慰。过了好一阵，她才回：
“你今天干嘛了？”
原既白低头看着桌上的鱼骨、橘子皮和奶奶剥到一半的毛豆。
“吃饭。”
“这么重要？”
“挺重要。”
江遥回了个猫点头。
然后发来一句：“我今天也吃了。”
原既白笑起来。
这种聊天如果被别人看到，大概会觉得毫无意义。可他知道她是在告诉自己，两边的日子并没有因为“前五区”和“高考倒计时”彻底变成两种世界。他们仍然要吃饭、洗衣服、睡觉，仍然会在很累的时候懒得把一道题讲完。
只是路确实正在拉开。
这一点也是真的。
当天晚上，奶奶留在县城住。原既白回房间做题，门外电视开得很响。做到一半，奶奶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苹果，问他“江遥是不是要去外国比赛了”。
原既白抬头。
“还没选上。”
“那选上就去？”
“暑假去。”
奶奶点头，把苹果放在桌上。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问：“你呢？”
“我什么？”
“你不去？”
原既白笑了。
“我高考。”
奶奶似乎终于听懂，想了想，说：“那你也考好一点。”
没有国家队。
没有省第三。
没有清大。
只是“考好一点”。
她关门出去以后，原既白看着那个苹果看了很久。
然后继续做题。
---
第三场考核安排在第二天。
仍然是理论。
这一次卷子发下来以后，江遥只看了一分钟，便知道和上一场完全不同。
上一场里，她能很快找到结构。
这一次三道题都显得笨重、陌生、没有明显入口。
第一题她四十分钟没有走过最关键的一步。
第二题读完以后，连应该选哪一个量作为起点都不确定。
第三题甚至让她产生一种很少见的感觉：
也许自己真的不会。
窗外没有太阳。
十个人都低着头。
时间一点一点往前走。
江遥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前五区那几个字如果在今天之前让她心里偷偷亮过，那么这张卷子就是专门来把那点亮光压回去的。
她把草稿翻到新的一页。
没有再看表。
重新从第一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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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过去几个月，一道门一道门走到这里，她无数次设想真正最后选国家队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仿佛空气应该更冷一些，走廊应该更亮一些，甚至人的心跳都该和普通日子不同。真正到了第一天，最先困扰她的却是早餐到底吃两个鸡蛋还是一个。她最后只吃了一个，又拿了半碗面，怕四个半小时以后饿；韩思遥比平时吃得少，嘴上说是不饿，第三次把勺子放下时，江遥把自己没动的半个包子推过去。韩思遥看了她一眼，没有拒绝，慢慢把它吃完。
八点十五分，第一场理论正式开始。
考场仍然是那间旧教室。十张桌子比平时拉得更开，桌面只允许留下笔、尺和透明水瓶。梁老师没有监考，进来的两位老师江遥都认识，却很少给他们上课。卷子反扣在桌上，封面印着日期、姓名和一行很小的说明：本轮理论共三题，总分一百，时间四小时三十分钟。
江遥在铃响以后才翻开。
第一题看起来最熟，是一个复杂但标准的力学系统，几个物体通过约束互相作用，真正难的是条件分段；第二题很短，涉及热过程和一个会缓慢变化的参数；第三题最长，讲一个有限系统里信号怎样从局部向外传播，前两问可以直接算，最后一问却突然要求判断系统尺寸越来越大时，某种整体响应会不会出现根本变化。
她没有先碰第三题。
最近几次失误已经把她训练出一种新的节奏：越是第一眼觉得“有意思”，越不要先上去。她从第一题开始，用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几乎没有抬头。中间最繁琐的一段，她本来隐约看出可以用更统一的办法处理，但那条路并不会节省太多时间，她只在草稿边上做了一个记号，还是把三个条件分别算完。第二题则比预想麻烦，最后一步需要判断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量到底能不能忽略。江遥一度想直接按经验删掉，手已经落到纸上，又停下来重新估了一遍数量级。这个动作多花了六分钟，却避免了一个会把最后答案方向改掉的错误。
做到第三题时，已经过去快三个小时。
窗外阳光很好，冬天很少见的那种亮光从窗帘边缘漏进来，在桌脚附近留下一小块白。江遥读第三问读了两遍，没有立刻写。题目给的是有限长度下的传播，公式本身并不新鲜；真正的问题是，当系统越来越长时，局部发生的改变是否仍然只能影响附近，还是会以某种方式形成对整个系统都可见的响应。
她没有想“这是不是又一个整体问题”。
只是先问：如果把长度翻倍，会发生什么？
最慢的传播需要更久，边界也离得更远。如果所有影响都只能以有限速度传递，那么在固定时间里，再长的系统中间会出现越来越大一块“还不知道边界发生了什么”的区域。这种直觉很容易说，却不能直接成为答案。她画了几条传播路径，又把时间和长度分别放在横纵轴上，慢慢发现题目真正隐藏的不是“会不会全局响应”，而是两个极限的先后：先让时间变得很长，再让系统变大，和先把系统想象得无限大，再等待有限时间，不一定得到同一件事。
这个差别让她坐直了一点。
过去她会很容易把这种发现当成某个宏大结构的入口，今天却先检查它到底是不是题目需要。前两问已经给出有限系统会最终达到统一响应；最后一问如果问无限尺寸下是否仍成立，就恰好需要说明：对任何有限长度，只要时间足够长，边界影响可以传遍；但如果先取无限系统，在任何有限时间内，远处都还没有收到消息。因此“最终全局一致”这句话，本身依赖你怎么理解“最终”和“无限”。
江遥写到这里，第一次产生一种非常熟悉却又与以前不同的兴奋。
它不来自突然想到一个新模型，而来自发现题目里两个看似普通的词——“无限”和“最终”——其实不能随便交换。
剩下四十分钟，她把这个判断转成最基本的数学说明，最后一问没有完全推到最漂亮的形式，却把边界说清楚了。铃响前七分钟，她回头检查第二题，发现自己把一个单位写错，改完之后便没有再动。
交卷那一刻，教室里没有人马上站起来。
十个人像同时从很深的水里浮上来一样，先坐着缓了一会儿。方启揉了揉眼睛，许观澜把手指一根根掰开，陆徊低头看着已经空掉的水瓶。韩思遥就在江遥后两排，脸上看不出好坏，只是在收笔的时候，一支笔从桌边滚到地上，她弯腰去捡，差点撞到桌角。
江遥走出去以后，没有立即和任何人对答案。
到了这个阶段，对答案的意义越来越小。错了也不能改，对了也不代表下一场。十个人沿着走廊往食堂走，最开始没人说话，直到简宁忽然抱怨自己第三题最后一问写得像“给未来的自己留遗书”，气氛才松了一点。她说自己知道两个极限可能有问题，却怎么都写不清楚；江遥听见，没有马上讲自己的做法，只说自己也卡在那里很久。简宁看了她一眼，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拆顺序了”，江遥点头，两个人便都没再往下说。
真正的成绩下午六点才出来。
江遥没有拿第一。
方启九十一分，第一。
许观澜八十八，第二。
江遥八十六，第三。
第四和第五只差一分，简宁第六，陆徊第七，韩思遥第九。
梁老师讲评时没有把任何一张卷子当作范本，只在第三题最后一问停得久一些。他把“先让时间无限长”和“先让系统无限大”写在黑板两边，问所有人看上去是不是一回事。教室里没人回答。梁老师便说，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不是不会算，而是你在一句话里偷偷交换了两个过程，却没有意识到。江遥听到这里，知道自己的判断至少没有走偏。
讲评快结束时，老师公布了第一场理论的标准化成绩和累计权重，却没有给出“国家队临时排名”。十个人只能看到自己这一场站在哪里。这个安排显然是故意的——如果每场之后都给一个总名次，所有人很快会开始围着线计算，而不是继续做后面的考试。
江遥对此反而松了口气。
第三当然很好。
却没有好到让她产生“已经进去”的错觉。
晚饭时，她比早上吃得多。韩思遥这一场第九，胃口却没有明显变差，反而主动拿了一大碗饭。她已经知道自己在标准理论上不会突然追到前三，真正要做的是别在其他场次被拉开。两个人坐在一起吃，几乎没有讨论上午那张卷子。韩思遥吃到一半才说，第三题她最后根本没想到极限顺序，只写了“系统越大统一时间越长”，估计只能拿部分分。江遥没有替她分析，只告诉她这一句至少方向不是全错。韩思遥点了点头，继续吃饭。
这一晚，十人宿舍区安静得很早。
因为第二天上午是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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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遥对实验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复杂情绪了。
第一次省选时，它是她最明显的短板；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见到实验台会本能地紧一下，总觉得任何一根没夹稳的导线、任何一次没有重复的读数，都可能把自己从名单里拖出去。现在这种感觉基本消失。她不会爱上实验，也不会像陆徊那样对把一套装置调整到极限稳定产生近乎审美的满足，却已经能把它当成一种普通工作：先确认装置，先做最粗的测量，再看哪里值得加密，不喜欢的数据不能因为难看就丢。
第二场实验恰好很适合陆徊。
桌面上是一套机械—电学联合装置，需要通过一个很小的运动引起电信号变化，再利用信号反推系统参数。仪器不算陌生，真正麻烦的是装置存在轻微摩擦，传感器也会慢慢漂。如果把所有读数直接塞进一条理想曲线，最后当然能拟合出一个漂亮结果，可那条漂亮曲线会掩盖两类完全不同的误差。
江遥做到半程时，已经看见陆徊远处的手几乎没有停。
她没有看第二次。
过去如果知道强者明显比自己快，她会有一点被追赶的焦躁；现在反而很清楚，这场就是陆徊该发力的地方。自己真正要做的不是在他的强项里证明能赢，而是别让这场成为漏洞。
她把第一组数据全部重测一遍，确认传感器漂移确实存在，然后用前后两次零点读数估算漂移范围。摩擦则没有强行塞进同一个修正参数，而是通过正反两个方向的运动分别测量，看差异是否稳定。这样做不够华丽，却让后面的结果变得可信。最后十几分钟，她发现一组数据在正向运动时明显偏离，第一反应还是设备问题，却没有删，只在旁边标注“未解释”。交卷前又回头看一次，仍然找不到原因，便原样留下。
成绩下午公布时，陆徊第一。
这一次甚至没人意外。
江遥第六。
许观澜第三，方启第四，韩思遥第八。
如果只看名次，第六并不漂亮。可江遥看完以后没有失望，反而第一时间去看评语。老师在“数据可信性”一栏给了很高分，扣分主要来自参数估计精度不够以及最后一组异常没有进一步定位。她盯着那条异常记录看了一会儿，忽然有一种过去的自己应该会很难理解的满足：它留在那里，哪怕因此少了分。
梁老师讲评这一场时没有特别说她，只用了另一个选手的错误举例：为了让结果更接近理论值，把两个“看起来明显不对”的点直接删掉，反而失去发现装置摩擦变化的机会。江遥听着，突然想起两年前杜老师逼她每一次删数据都要写理由，那时候她烦得要命，觉得有些事情明明一眼就看得出来，为什么非要重复。如今走到国家队最后十人，她第一次真正理解，那些当年最不像“天赋”的训练，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保护了她。
这一场结束以后，教练组第一次贴出前两场的综合位置。
不是完整总分，只给区间。
前五区、六至八区、九至十区。
江遥在前五区。
方启、许观澜、陆徊也在。
另外一个名字是赵既明——此前一直不算最显眼，却两场都非常稳。简宁落在六至八区，韩思遥也在那里；最后两个人暂时在九至十区。
五个位置。
五个人暂时站在里面。
公告栏前没有人出声。
江遥看见自己的名字和方启、许观澜、陆徊、赵既明并排时，心脏还是明显快了一下。虽然只是两场以后，虽然教练组特意用“区间”而不是名次，虽然还有四场以上正式考核，那个画面仍然具有一种她无法完全抗拒的力量。
前五区。
她第一次不是在一张额外题目的五人名单里，而是在正式选拔成绩里进入了五人范围。
身旁有人慢慢吐了一口气。
江遥侧头，发现是陆徊。
他实验第一，理论第七，综合也在前五。他看完以后并没有笑，只把外套拉链往上拉了一点。江遥忽然意识到，自己和陆徊从省里一路来到这里，到了最后十人，竟然真的同时站在最前面的那一栏。
陆徊也看了她一眼。
这一次两个人都没有提“同省”。
以前省队的时候，他们之间很容易被外界理解成一个很直接的竞争：谁理论更强，谁实验更稳，谁综合排名更高。现在走到全国最后阶段，那个比较反而变得有些小。他们不是在争一个省里的位置，国家队也没有任何“一省一个”的限制。真正的问题只是五个人里有没有他们。
陆徊先开口，语气很平：“两场。”
江遥知道他的意思。
才两场。
“嗯。”
两个人便都离开了公告栏。
不是克制得不敢高兴。
只是都知道，现在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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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以后，韩思遥没有回宿舍。
江遥找到她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训练楼一层最靠里的楼梯上。那里暖气不太足，平时很少有人停，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韩思遥手里捏着一瓶没有打开的酸奶，文件夹放在膝盖上，脸上没有哭过的痕迹，只是比平时安静。
她目前在六至八区。
仍然有机会。
也已经很危险。
江遥没有坐到她旁边，先靠着栏杆站了一会儿。她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太需要猜“应该说什么”。很多时候，对方并不是在等待一句能让事情变好的话。
韩思遥最后先开口，说自己下午看到区间时，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我还能追”，而是想算剩下几场里前五的人要掉多少自己才有机会。这个念头让她很不舒服，因为那些人都是自己每天一起吃饭的人。她当然希望自己进去，可如果进去意味着必须有人掉出来，那么越接近最后阶段，竞争就越来越不像一个抽象排名。
“以前五十个人，我根本不会想第四十八是谁。”她低头看着那瓶酸奶，“现在十个人，我全认识。”
江遥在她旁边坐下。
这种感觉她也有。国家队只有五个人，这个事实以前很爽利——五十进五，十进五，概率、名次、门槛。真正坐在十个人中间以后，五这个数字开始有脸。方启有，许观澜有，陆徊有，简宁有，韩思遥也有。以后名单出来，任何一个不在上面的人，都不再只是榜单下一行。
她没有因此说“那就别想别人”。
竞争当然存在。
假装不存在反而虚伪。
“我也想进去。”江遥说。
韩思遥看她。
“我知道。”
“所以如果最后你没进、我进，我应该还是会很高兴。”
韩思遥怔了一下，随后笑了。
“你安慰人是真不行。”
“不是安慰。”
“我知道。”
她把酸奶打开，喝了一口，皱眉说太凉。过了一会儿才继续：“其实这样好一点。你要是跟我说‘不管结果我们都一样’，我反而想打你。”
江遥也笑。
两个人在楼梯上坐了很久，没有再讨论怎样追分。临走以前，韩思遥把喝空的酸奶瓶投进垃圾桶，第一次没有看投没投中，转身便往宿舍走。
瓶子撞在桶边，掉到了外面。
江遥停下来捡起，扔进去。
韩思遥已经走出几米，回头看见，骂她：“强迫症。”
“没扔进去。”
“明天再扔也不会影响国家队。”
“那你刚才为什么扔？”
韩思遥没答，笑着继续走。
这一晚两个人都睡得比前一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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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既白是在周六下午知道“前五区”的。
江遥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
她上午训练，下午讲评，晚上和韩思遥在楼梯上坐了一阵，回宿舍以后才想起手机里还有几条未读。原既白发的是一张操场照片。天气很好，学校组织高三学生集体跑步，照片里只有跑道和一大片冬天发白的草坪。他没有写什么，像是单纯想证明自己这一天除了做卷子，也出去过。
江遥看了一会儿，回了一张公告栏。
照片只截到自己的名字和“前五区”三个字。
原既白那边没有立刻回。
那时他正坐在父亲车里。
周末学校提前半天放学，父亲接他去六桌吃饭。奶奶也来了，比上次精神好，正坐在最里面的一桌剥毛豆。陈野今天不在，说和周宁去了书店。厨房里比平时忙，陈叔一边切菜一边喊外面谁把空盘收进去。原既白刚进门便被母亲塞了两个橘子，让他先垫一点。
手机震动时，他正在剥第二个橘子。
他看到“前五区”以后，手停了很久。
父亲在旁边问：“怎么了？”
“江遥选拔，前两场在前五。”
父亲显然已经知道最后国家队是五个人，马上问：“那是不是进了？”
原既白摇头：“才两场，还有很多场。”
奶奶没听清，从对面抬头：“谁进了？”
母亲大声说：“江遥，比赛。”
奶奶听见名字就笑：“她不是早就考上了吗？”
这次没人纠正得特别认真。
原既白把手机收起来，忽然觉得这样的场景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真实感。江遥正在全国最后十个人里争五个位置，他这里却有人在厨房喊“二号桌加一碗饭”，奶奶还在分不清保送、大学和国家队。两件事同时发生，并没有谁为谁停下来。
晚饭快结束时，他才给江遥回：
“看见了。”
江遥问：“什么感觉？”
这次原既白没有绕。
“非常高兴。”
停了一会儿，又发：
“也更难受一点。”
江遥似乎已经知道这种“难受”是什么，没有问是不是嫉妒，也没有马上安慰。过了好一阵，她才回：
“你今天干嘛了？”
原既白低头看着桌上的鱼骨、橘子皮和奶奶剥到一半的毛豆。
“吃饭。”
“这么重要？”
“挺重要。”
江遥回了个猫点头。
然后发来一句：“我今天也吃了。”
原既白笑起来。
这种聊天如果被别人看到，大概会觉得毫无意义。可他知道她是在告诉自己，两边的日子并没有因为“前五区”和“高考倒计时”彻底变成两种世界。他们仍然要吃饭、洗衣服、睡觉，仍然会在很累的时候懒得把一道题讲完。
只是路确实正在拉开。
这一点也是真的。
当天晚上，奶奶留在县城住。原既白回房间做题，门外电视开得很响。做到一半，奶奶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苹果，问他“江遥是不是要去外国比赛了”。
原既白抬头。
“还没选上。”
“那选上就去？”
“暑假去。”
奶奶点头，把苹果放在桌上。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问：“你呢？”
“我什么？”
“你不去？”
原既白笑了。
“我高考。”
奶奶似乎终于听懂，想了想，说：“那你也考好一点。”
没有国家队。
没有省第三。
没有清大。
只是“考好一点”。
她关门出去以后，原既白看着那个苹果看了很久。
然后继续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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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考核安排在第二天。
仍然是理论。
这一次卷子发下来以后，江遥只看了一分钟，便知道和上一场完全不同。
上一场里，她能很快找到结构。
这一次三道题都显得笨重、陌生、没有明显入口。
第一题她四十分钟没有走过最关键的一步。
第二题读完以后，连应该选哪一个量作为起点都不确定。
第三题甚至让她产生一种很少见的感觉：
也许自己真的不会。
窗外没有太阳。
十个人都低着头。
时间一点一点往前走。
江遥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前五区那几个字如果在今天之前让她心里偷偷亮过，那么这张卷子就是专门来把那点亮光压回去的。
她把草稿翻到新的一页。
没有再看表。
重新从第一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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