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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谋攻定局(67)隔空博弈

    7月8日,密支那。

    史迪威坐在西机场指挥部的一顶帆布帐篷里,头顶上吊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灯芯被调得很高,火苗在穿堂风中剧烈摇晃,把他的影子一会儿拉长、一会儿压缩,投射在帐篷的防水布墙上,像一头困兽在笼中挣扎。帐篷外,雨季的夜空正酝酿着一场暴雨,远处传来闷雷的滚动声,偶尔夹杂着前线零星的枪响——密支那北区的巷战仍在继续,韦瑟尔斯报告说,日军第114联队的残部还在依托铁路工厂进行顽抗。

    通讯兵掀开帐帘走进来时,带进一股湿热的潮气。

    “将军,华盛顿急电。“

    史迪威从地图上抬起头。他穿着一件被汗水浸透的卡其布衬衫,袖子卷到肘部,露出瘦削却肌肉紧绷的小臂。过去一周,他平均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灰白的胡须茬爬满了下巴。但当他接过电报夹时,那双蓝灰色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马歇尔的来电。

    他先快速扫了一眼抬头和落款,确认是参谋长办公室的密级频道,然后才逐字阅读正文。帐篷里安静得能听见煤油灯燃烧的滋滋声,还有他自己逐渐加快的心跳。

    第一遍读完,他放下电报,靠在帆布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蒋介石答应了。原则上。

    “移交还需时日“——马歇尔用了这个委婉的措辞。史迪威太熟悉这种外交辞令了,“还需时日“意味着蒋介石会拖,会讨价还价,会玩尽一切花样。但无论如何,球已经滚起来了。罗斯福的刀已经架在了那个“花生米“的脖子上,而蒋介石,至少在纸面上,已经低头了。

    电报的第二段让史迪威的嘴角抽动了一下。马歇尔告诉他,参联会已经通过决议,他的军衔即将提升为四星上将,以与“美中联合军总指挥“的职位相匹配。

    四星。

    史迪威低头看着自己的肩章——现在还是三颗银星。他想起自己从西点毕业时的青涩,想起在中国担任武官时骑着马穿越华北平原的日子,想起珍珠港事件后他临危受命飞往重庆的颠簸航程。四十年前那个渴望荣誉的年轻中尉,如今终于站在了美国陆军金字塔的顶端。

    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到预期的狂喜。

    帐篷外,一道闪电撕裂夜空,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鸣。暴雨终于倾泻而下,雨点砸在帆布顶上发出密集的鼓点声。史迪威的思绪却飘到了密支那的巷战现场——那些倒在泥水中的中国士兵,那些被柏特诺愚蠢命令送进机枪火力网的年轻生命,那些因为药品短缺而只能咬着木棍截肢的伤员。

    密支那。那座该死的城市已经拖了太久。如果他能更早地撤换柏特诺,如果他能更果断地投入预备队,如果他能更好地协调中美部队的配合……也许那些孩子就不用死。

    愧疚像疟疾一样在他体内发作,让他感到一阵发冷。但很快,另一种更宏大的情感压倒了愧疚:希望。

    “一旦彻底拿到指挥全权,“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声音低沉而坚定,“今后更多的中国士兵就不会再受这样的折磨与苦难。“

    他重新拿起电报,读到马歇尔的叮嘱:“最近要注意尽量避免刺激蒋委员长,同时争取得到更多中国方面的支持,使指挥权能够平稳顺利移交。“

    史迪威冷笑了一声。避免刺激?那个把长沙四天丢掉、把龙陵得而复失、把灵宝拱手相让的“最高统帅“?那个“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独裁者?

    但他懂马歇尔的意思。马歇尔不是政客,但他是华盛顿最精明的权力动物。他知道罗斯福的电文已经够硬了,现在需要史迪威唱红脸,需要他在重庆、在昆明、在桂林拉拢那些对蒋介石不满的将领,需要他表现出“我不是来夺权的,我是来帮你们打胜仗的“姿态。

    史迪威当然懂。而且,他比马歇尔更懂蒋介石。

    塞维斯早就把电文副本传给了他。那个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他的政治顾问,是他在重庆情报网中最可靠的一环。塞维斯不仅翻译了电文,还附了一份简短的观察报告:据说蒋介石读到电文时反映都变,但随后还继续与胡宗南进行了沟通。

    “他在演戏,“史迪威喃喃自语,“他一定会玩花样。“

    打了两年多交道,史迪威实际非常清楚蒋中正是如此地恋栈军权。这个浙江人把军队视为私产,把黄埔系视为禁脔,把每一次人事任免都当作政治赌博。这次表面爽快地答应交出权杖,当然是和当前局势及白宫施加的高压有关——长沙丢了,衡阳危了,桂林告急,美国人威胁断援,党内政敌蠢蠢欲动。蒋介石没有选择的余地,但这不等于他会心甘情愿地认输。

    史迪威站起身,走到帐篷门口,望着雨幕中模糊的跑道灯光。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翻滚,像地火一样炽热,却被他死死压在心底:

    他也没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最终目标是要把蒋中正赶下台为止。

    这不是马歇尔的要求,不是罗斯福的指示,这是史迪威个人的执念。他相信,只要蒋介石还在位,中国军队就永远无法现代化,中国就永远无法成为美国真正可靠的盟友。他要把蒋介石赶下台,换上孙科、换上宋子文、换上任何一个愿意真正改革的人——哪怕那个人是中共支持的,也在所不惜。

    但他现在不能说。这个秘密必须烂在肚子里,直到指挥权稳稳地握在手中。

    至于对中国军队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史迪威心里也有数。数百万派系林立的部队——中央军、桂系、滇系、川军、西北军、晋绥军,再加上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把这些力量整合在一起,绝非易事。要彻底长远地改革这个国家的军队体系,得是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眼下用于对付日本人又是一码事。史迪威太了解中国士兵了。在兰姆伽,在胡康谷地,在孟拱,他亲眼见证了这些穿着草鞋、吃着糙米的农家子弟,在正确的指挥和充足的火力支援下,能够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只要阻断蒋介石指手画脚对部队作战的干涉,由自己全权总指挥,那就能充分发挥中国士兵的潜力,体现中国军队的真正价值。

    想到这,史迪威走回桌前,提起钢笔,蘸了蘸墨水,开始给马歇尔拟写回电。

    “乔治:来电收悉,深感振奋。请转告总统,我将尽一切努力把移交工作处理妥善,不负参联会与总统之信任。密支那战事正在推进,韦瑟尔斯表现良好,预计短期内将有突破。关于与重庆之协调,我会保持必要的克制与耐心,但底线不会退让。乔。“

    他放下笔,读了一遍,然后添了一句:

    “另:感谢晋升。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在CBI战区牺牲的官兵。“

    至于马歇尔提前透露的提升军衔一事,他当然也开心。身为军人,谁不向往能再增添一颗将星?但一想到被拖延的密支那战事,想到那些因为柏特诺的愚蠢而白白流血的年轻生命,他内心再次泛起很深的愧疚。他走到帐篷角落的铁皮脸盆前,舀了一瓢冷水浇在脸上,试图让自己清醒。

    “等这一切结束,“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等我把指挥权拿到手,等我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等我把蒋介石……“

    他没有说完那个句子。镜子里的老人眼睛通红,但目光如铁。

    重庆,黄山官邸。

    蒋介石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三份电报。一份是史迪威通过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转来的“致谢电“,措辞客气得近乎虚伪;一份是马歇尔以参联会名义发来的“移交程序建议“,密密麻麻列了十七条技术细节;还有一份是罗斯福的私人电报,语气比前两份缓和,但实质不变——催促、施压、要求“从速“。

    蒋介石没有看这些电报。他盯着墙上那幅孙中山的画像,已经盯了整整十分钟。

    “特使,“他突然开口,声音沙哑,“罗斯福说要派特使。“

    站在一旁的孔祥熙小心翼翼地接话:“委座,美方似乎有意让赫尔利先生……“

    “赫尔利!“蒋介石猛地转过身,眼中闪过一丝怒意,“那个俄克拉荷马的石油商人?那个在华盛顿到处吹嘘他跟我是老朋友的政客?“

    他当然知道赫尔利。帕特里克·J·赫尔利,前陆军部长,共和党人,口才了得,野心勃勃。罗斯福派他来,名义上是“居间协调“,实际上是在蒋、史之间安插一个白宫的耳目。更阴险的是,这意味着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垂直关系上平添一级不必要的中转层级——史迪威可以直接向马歇尔汇报,而他蒋介石,却要隔着赫尔利才能接触到罗斯福。

    蒋介石走到窗前。7月的重庆热得像蒸笼,江面上泛着油腻的光泽,远处的山城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他感到一阵眩晕,不得不扶住窗框。

    过去两周,他几乎没怎么睡。罗斯福的电文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胸口,让他每一次呼吸都感到疼痛。而更让他恐惧的是那些坊间传闻——侍从室每天送来的舆情简报里,充斥着各种流言:有人说他和日本人在秘密接触,试图媾和;有人说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支持他,正在考虑扶植孙科来取代他;还有人说,史迪威已经在昆明与龙云密谈,准备联合桂系发动兵变。

    这些传闻有多少是真的?蒋介石不知道。但疑惧像毒藤一样缠绕着他的心脏,让他身心俱疲,几近崩溃。

    他甚至动了念头——要么辞职下野,把这一团乱麻扔给美国人自己去收拾;要么干脆跟美国人决裂,哪怕独自抗战,哪怕玉石俱焚。

    但他知道,这两条都是死路。

    可以预见,一旦选择错误,必将导致严重后果。中国战局若崩溃,中央军彻底瓦解,地方派系必谋求自治造成分裂,中国社会必将再陷入大规模动荡。李济深在两广的活动、龙云在昆明的暧昧、阎锡山在山西的观望、盛世才在新疆的骑墙……这些军阀们都在等着看笑话,等着他蒋介石跌倒,然后一拥而上瓜分残局。

    更可怕的是中共。

    南京那个汪精卫伪政府还不断把美方与中共接触的信息秘密传递过来。不管真假,一想到中共若趁势崛起,填补上他丢掉的权力真空,那可是他心中的禁脔。延安方面本来就公开承认由重庆国民政府领导、中共积极参与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但如果史迪威把中共军队也纳入指挥体系,给他们美制武器,让他们在华北、华中合法扩张……那战后中国还是不是国民党的天下?

    蒋介石感到一阵剧烈的胃痛。他弯下腰,从抽屉里摸出一瓶胃药,干吞了两片。

    至于跟日本人的传闻,蒋介石倒从没考虑过绑上日本人的战车,以抗争求生存。那是汪精卫的路,是汉奸的路。不管对手和盟友怎么看,他都会守住绝不投降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他作为民族主义者最后的尊严,也是他与那个在南京伪政府里苟延残喘的老同事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委座,“陈布雷轻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刚译好的电报,“白宫又来催促了。罗斯福说……说如果移交工作再拖延,将'严重影响双方合作关系'。“

    蒋介石接过电报,没有看,直接扔在了桌上。

    “他们还要怎样?“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颤抖,“要我的兵权,要我的物资,要我的面子……现在还要派个赫尔利来监视我?“

    他走到书桌前,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狠狠写下两个字:“忍辱“。

    墨迹淋漓,力透纸背。

    但写完之后,他的手悬在半空,久久没有落下。

    见白宫也做出让步姿态:罗斯福同意派赫尔利,放风考虑不让史迪威担任物资分配工作。蒋介石情知不能再拖延了。美国人虽然粗鲁,虽然霸道,但终究还愿意谈。如果这个时候继续硬顶,万一罗斯福真的翻脸,断掉援助,那他就真成了孤家寡人。

    他以合作态度转向实质配合,准备具体移交细节。

    “布雷,“他放下笔,声音突然变得冷静,甚至冷静得有些可怕,“拟电。告诉罗斯福,我接受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告诉史迪威,移交工作即日起进入实质阶段。但——“

    他转过身,目光如刀锋般扫过陈布雷的脸:

    “指挥权只限于实际对日作战部队,后备队不在此列。中共军队纳入问题,必须等延安接受重庆政府权威后再议。援华物资分配,国民政府必须有最终审核权。“

    这是他的底线,也是他最后的挣扎。他清楚,重点是要合理制约史迪威的指挥权限,避免中国军力被美国人滥用,保障国民政府其余的主权空间不被侵占,才能维护他失去军权屏障后的权威。

    陈布雷低头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窗外,夕阳正沉入嘉陵江,把天空染成一片血色。蒋介石望着那片血色,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这场中美隔空交火的权力博弈,从7月4日罗斯福的电文开始,到今天他被迫转向配合,整整持续了四天。四天里,他瘦了五斤,白发又添了几根,胃药多吃了一瓶。

    但博弈还没有结束。这只是第一回合。

    “戴笠那边,“蒋介石忽然问,“有消息吗?“

    “戴局长报告,史迪威昨天密会了孙科,“陈布雷低声道,“还有,昆明方面,龙云最近与中共代表接触频繁。“

    蒋介石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继续盯,“他说,“盯紧每一个人。“

    当陈布雷退出书房后,蒋介石独自站在窗前。夜色如潮水般涌来,吞没了重庆的山峦与江水。远处传来空袭警报的测试声,凄厉而悠长——那是为下一场日军轰炸做准备,也是为下一场政治风暴做准备。

    他想起七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想起自己当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豪言壮语。那时的他,是民族救星,是抗战领袖,是全国军民仰望的委员长。而现在,他只是一个被美国人逼到墙角、被日本人打到腹地、被政敌环伺围攻的疲惫老人。

    但他没有倒下。至少现在还没有。

    “史迪威,“他对着窗外的夜色,用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你想要我的兵权?好,我给你。但你记住,在中国,兵权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写在人心里的。“

    至此,这场中美隔空交火的权力博弈暂算告一段落。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史迪威,都心知肚明——这只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密支那的枪声还在响,衡阳的围城还在继续,而华盛顿与重庆之间的电报线,永远不会真正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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