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5章 莫名其妙通了共的丘吉尔
华盛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
深夜。
五月花酒店，八楼套房。
丘吉尔这段时间过得确实滋润。
科斯特洛的钱按时到账，酒会一场接一场地办，华盛顿的体面人又回来了。
那些银行家、工业家、参议员、将军，又端着酒杯站在他的宴会厅里，听他讲欧洲的局势、讲市场的走向、讲自由世界的未来。
他的套房重新变成了一个“值得去的地方”，他的演讲重新变成了一个“值得听的声音”。
他搬回五月花酒店不到两个月，体重涨了五磅，脸色红润了，笑声也响了。
他每天穿着新定做的西装，口袋里揣着科斯特洛给的活动经费，出门有车，进门有酒，日子过得比在伦敦唐宁街十号的时候还舒服。
唯一让他偶尔不安的，是胡佛遇刺之后的那股风声。
FBI在城里到处设卡，探员们四处查人，报纸上天天登着“清道夫行动”的进展。
但那些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是英国前首相，是罗斯福的客人，是华盛顿社交界的红人。
他坐在五月花酒店的套房里，手里攥着威士忌，搂着名媛，听着爵士乐，觉得外面的风声离他很远。
那天晚上，他搂着的是一个叫玛丽的女人。
玛丽是华盛顿社交圈里的常客，三十出头，金发，蓝眼睛，身材高挑，穿一身深红色的丝质睡裙。
她丈夫是个海军军官，被派到太平洋舰队去了，半年没回来。
她一个人住在乔治城的公寓里，靠参加各种宴会和酒会打发时间。
她是丘吉尔酒会的常客，每次来都坐在第一排，听他演讲，鼓掌，然后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说——“首相先生，您讲得真好。”
丘吉尔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他也知道她丈夫不在家。
他把她带回了套房。
那天晚上，他们喝了半瓶香槟，听了一张爵士乐唱片，然后上了床。
丘吉尔六十五岁了，腿脚不好，血压高，但他觉得自己还行。
他搂着玛丽，闭着眼，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他自己也快睡着了。
可丘吉尔两人睡下之后不久，门就被撞开了。
撞门的声音很大——不是敲门，是踹。
橡木门被一脚踹开，门锁崩飞了，撞在墙上，弹到地板上。
七八个穿黑西装的人冲进来，手里攥着FBI的证件和手电筒。
手电筒的光柱在房间里乱扫，照在丘吉尔和玛丽身上。
玛丽尖叫起来，把被子拉到下巴，缩在床头，两只手攥着被角，指关节发白。
丘吉尔从床上弹起来，光着脚站在地毯上，睡衣都没穿，赤条条的，肚子上的赘肉在手电光里泛着白光。
他伸手去够床边的睡袍，但一个特工抢先一步把睡袍拿走了，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丘吉尔站在床前，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最后只能叉在腰上，对着那伙人喊了一声：
“你们是什么人！
这是私人房间！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带头的特工姓米勒，四十来岁，瘦高个，戴一副圆框眼镜，脸上有胡茬，笑起来嘴角歪着。
他把证件举到丘吉尔面前，晃了一下，说：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联邦调查局。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您配合调查。”
他的目光从丘吉尔的脸上往下扫，扫过他赤裸的胸脯、凸起的肚子。
米勒笑了一声，那个笑很轻，但房间里每个人都听到了。
他说：
“首相先生，玩得挺花啊。”
他身后的几个特工也跟着笑了，笑声不大，但很刺耳。
玛丽在被子里哭出了声，肩膀一耸一耸的。
丘吉尔的脸涨红了。
他这辈子被人骂过很多次——好战分子、帝国主义者、酒鬼、疯子——但没有人当面嘲笑过他的私生活。
他往前迈了一步，指着米勒的鼻子说：
“你——你放肆！我是大英帝国首相！
是罗斯福总统的客人！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要见罗斯福！
我要当面告诉他你们是怎么闯进我的房间、怎么羞辱我的！
你们的私生活——你们的肮脏勾当我不管——但我的私生活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
他的声音很大，在套房里回荡，震得窗帘似乎都在抖。
米勒没有生气。
他把手电筒收起来，插在腰带上，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展开来，对着丘吉尔念：
“温斯顿·丘吉尔。
经查，您与安东尼·科斯特洛——黑帮头目科斯特洛之子——有资金往来。
您利用科斯特洛的关系网，获取华盛顿警察局签发的通行证，为美共特种作战人员提供进入华盛顿的便利。
通行证被用于刺杀FBI局长埃德加·胡佛。
根据‘清道夫’行动授权，您涉嫌通共，现依法将您拘留。
您可以保持沉默，但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他把纸折起来，塞进口袋，然后从腰后摸出一把手铐，在手里晃了晃。
丘吉尔愣住了。
他站在地毯上，嘴巴张着，半天没合上。
通共？
他？
温斯顿·丘吉尔？
那个在一九一九年就主张武装干涉苏俄的人？
那个在德国革命之后一直喊着要跟韦格纳打到底的人？
那个把大英帝国当成反共堡垒的人？
通共？
他张了张嘴，声音有点哑：
“先生，你——你说什么？
通共？
我通共？
我丘吉尔会通共？
你脑子坏了？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是一九一八年就在俄国打布尔什维克的人！我是——”
米勒打断了他：
“首相先生，您认识安东尼·科斯特洛吗？”
丘吉尔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认识安东尼·科斯特洛。
他见过那个年轻人几次，在科斯特洛的俱乐部里，在酒会上，在走廊里。
他知道那是科斯特洛的儿子。
他帮那个年轻人办过通行证。
五张通行证。
科斯特洛让他办的。
他当时没有多问，因为科斯特洛给他钱，给他车，给他套房，给他宴会经费。
科斯特洛让他办几张通行证，他就办了。
他以为是生意上的事。
他以为是黑帮的生意。
他以为是走私、是赌博、是那些他不想知道细节的事。
但现在他知道了。
那五张通行证，是给美共特种作战人员的。
胡佛的死，跟他有关。
米勒把手铐套上了丘吉尔的手腕。
金属咔嗒一声扣紧，冰凉的感觉从手腕传上来。
丘吉尔低头看了一眼手铐，又抬起头来，看着米勒。
他的嘴唇在抖，声音也在抖：
“我要见罗斯福。
我要见我的律师。
我要见英国大使。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我是——”
米勒推了他一把，让他转过身去。
丘吉尔踉跄了一下，膝盖撞在床角，疼得他呲了一下牙。
玛丽还在床上哭，被子裹得紧紧的，只露出一张脸，脸上的妆花了，眼泪把粉底冲出了一道道白印子。
一个特工走过去，把她从床上拽起来，用一条毯子裹住了她的身体，然后把她往门口推。
她一边走一边哭，一边回头喊“温斯顿”。
丘吉尔被另一个特工押着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套房——那张床，那瓶喝了一半的香槟，那张还在转的爵士乐唱片。
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被推出了门。走廊里很亮，灯全部打开了，照得他睁不开眼。几个酒店的工作人员站在走廊尽头，看着这一幕，没有人说话。
丘吉尔被押着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了。
他站在电梯里，赤着脚，穿着一条内裤，手上戴着手铐，旁边是两个面无表情的特工。
电梯往下走，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地跳。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这辈子被逮捕过三次。
第一次在南非，被布尔人抓了，他越狱了。
第二次在一九一五年，达达尼尔战役之后被赶出内阁，那不算逮捕，但那比逮捕更难受。
第三次是一九二九年，他落选下议院，那也不算逮捕，但那比落选更难受。
现在是第四次。
他被铐着，赤着脚，关在电梯里，往下走。
他不知道下面等着他的是什么。
丘吉尔似乎知道，这一次，他跑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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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
五月花酒店，八楼套房。
丘吉尔这段时间过得确实滋润。
科斯特洛的钱按时到账，酒会一场接一场地办，华盛顿的体面人又回来了。
那些银行家、工业家、参议员、将军，又端着酒杯站在他的宴会厅里，听他讲欧洲的局势、讲市场的走向、讲自由世界的未来。
他的套房重新变成了一个“值得去的地方”，他的演讲重新变成了一个“值得听的声音”。
他搬回五月花酒店不到两个月，体重涨了五磅，脸色红润了，笑声也响了。
他每天穿着新定做的西装，口袋里揣着科斯特洛给的活动经费，出门有车，进门有酒，日子过得比在伦敦唐宁街十号的时候还舒服。
唯一让他偶尔不安的，是胡佛遇刺之后的那股风声。
FBI在城里到处设卡，探员们四处查人，报纸上天天登着“清道夫行动”的进展。
但那些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是英国前首相，是罗斯福的客人，是华盛顿社交界的红人。
他坐在五月花酒店的套房里，手里攥着威士忌，搂着名媛，听着爵士乐，觉得外面的风声离他很远。
那天晚上，他搂着的是一个叫玛丽的女人。
玛丽是华盛顿社交圈里的常客，三十出头，金发，蓝眼睛，身材高挑，穿一身深红色的丝质睡裙。
她丈夫是个海军军官，被派到太平洋舰队去了，半年没回来。
她一个人住在乔治城的公寓里，靠参加各种宴会和酒会打发时间。
她是丘吉尔酒会的常客，每次来都坐在第一排，听他演讲，鼓掌，然后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说——“首相先生，您讲得真好。”
丘吉尔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他也知道她丈夫不在家。
他把她带回了套房。
那天晚上，他们喝了半瓶香槟，听了一张爵士乐唱片，然后上了床。
丘吉尔六十五岁了，腿脚不好，血压高，但他觉得自己还行。
他搂着玛丽，闭着眼，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他自己也快睡着了。
可丘吉尔两人睡下之后不久，门就被撞开了。
撞门的声音很大——不是敲门，是踹。
橡木门被一脚踹开，门锁崩飞了，撞在墙上，弹到地板上。
七八个穿黑西装的人冲进来，手里攥着FBI的证件和手电筒。
手电筒的光柱在房间里乱扫，照在丘吉尔和玛丽身上。
玛丽尖叫起来，把被子拉到下巴，缩在床头，两只手攥着被角，指关节发白。
丘吉尔从床上弹起来，光着脚站在地毯上，睡衣都没穿，赤条条的，肚子上的赘肉在手电光里泛着白光。
他伸手去够床边的睡袍，但一个特工抢先一步把睡袍拿走了，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丘吉尔站在床前，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最后只能叉在腰上，对着那伙人喊了一声：
“你们是什么人！
这是私人房间！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带头的特工姓米勒，四十来岁，瘦高个，戴一副圆框眼镜，脸上有胡茬，笑起来嘴角歪着。
他把证件举到丘吉尔面前，晃了一下，说：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联邦调查局。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您配合调查。”
他的目光从丘吉尔的脸上往下扫，扫过他赤裸的胸脯、凸起的肚子。
米勒笑了一声，那个笑很轻，但房间里每个人都听到了。
他说：
“首相先生，玩得挺花啊。”
他身后的几个特工也跟着笑了，笑声不大，但很刺耳。
玛丽在被子里哭出了声，肩膀一耸一耸的。
丘吉尔的脸涨红了。
他这辈子被人骂过很多次——好战分子、帝国主义者、酒鬼、疯子——但没有人当面嘲笑过他的私生活。
他往前迈了一步，指着米勒的鼻子说：
“你——你放肆！我是大英帝国首相！
是罗斯福总统的客人！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要见罗斯福！
我要当面告诉他你们是怎么闯进我的房间、怎么羞辱我的！
你们的私生活——你们的肮脏勾当我不管——但我的私生活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
他的声音很大，在套房里回荡，震得窗帘似乎都在抖。
米勒没有生气。
他把手电筒收起来，插在腰带上，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展开来，对着丘吉尔念：
“温斯顿·丘吉尔。
经查，您与安东尼·科斯特洛——黑帮头目科斯特洛之子——有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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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证被用于刺杀FBI局长埃德加·胡佛。
根据‘清道夫’行动授权，您涉嫌通共，现依法将您拘留。
您可以保持沉默，但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他把纸折起来，塞进口袋，然后从腰后摸出一把手铐，在手里晃了晃。
丘吉尔愣住了。
他站在地毯上，嘴巴张着，半天没合上。
通共？
他？
温斯顿·丘吉尔？
那个在一九一九年就主张武装干涉苏俄的人？
那个在德国革命之后一直喊着要跟韦格纳打到底的人？
那个把大英帝国当成反共堡垒的人？
通共？
他张了张嘴，声音有点哑：
“先生，你——你说什么？
通共？
我通共？
我丘吉尔会通共？
你脑子坏了？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是一九一八年就在俄国打布尔什维克的人！我是——”
米勒打断了他：
“首相先生，您认识安东尼·科斯特洛吗？”
丘吉尔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认识安东尼·科斯特洛。
他见过那个年轻人几次，在科斯特洛的俱乐部里，在酒会上，在走廊里。
他知道那是科斯特洛的儿子。
他帮那个年轻人办过通行证。
五张通行证。
科斯特洛让他办的。
他当时没有多问，因为科斯特洛给他钱，给他车，给他套房，给他宴会经费。
科斯特洛让他办几张通行证，他就办了。
他以为是生意上的事。
他以为是黑帮的生意。
他以为是走私、是赌博、是那些他不想知道细节的事。
但现在他知道了。
那五张通行证，是给美共特种作战人员的。
胡佛的死，跟他有关。
米勒把手铐套上了丘吉尔的手腕。
金属咔嗒一声扣紧，冰凉的感觉从手腕传上来。
丘吉尔低头看了一眼手铐，又抬起头来，看着米勒。
他的嘴唇在抖，声音也在抖：
“我要见罗斯福。
我要见我的律师。
我要见英国大使。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我是——”
米勒推了他一把，让他转过身去。
丘吉尔踉跄了一下，膝盖撞在床角，疼得他呲了一下牙。
玛丽还在床上哭，被子裹得紧紧的，只露出一张脸，脸上的妆花了，眼泪把粉底冲出了一道道白印子。
一个特工走过去，把她从床上拽起来，用一条毯子裹住了她的身体，然后把她往门口推。
她一边走一边哭，一边回头喊“温斯顿”。
丘吉尔被另一个特工押着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套房——那张床，那瓶喝了一半的香槟，那张还在转的爵士乐唱片。
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被推出了门。走廊里很亮，灯全部打开了，照得他睁不开眼。几个酒店的工作人员站在走廊尽头，看着这一幕，没有人说话。
丘吉尔被押着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了。
他站在电梯里，赤着脚，穿着一条内裤，手上戴着手铐，旁边是两个面无表情的特工。
电梯往下走，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地跳。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这辈子被逮捕过三次。
第一次在南非，被布尔人抓了，他越狱了。
第二次在一九一五年，达达尼尔战役之后被赶出内阁，那不算逮捕，但那比逮捕更难受。
第三次是一九二九年，他落选下议院，那也不算逮捕，但那比落选更难受。
现在是第四次。
他被铐着，赤着脚，关在电梯里，往下走。
他不知道下面等着他的是什么。
丘吉尔似乎知道，这一次，他跑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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